100幅牛耕画「2021年十二生肖牌」
- 作者: 雄嘉
- 来源: 投稿
- 2022-12-31
2021年十二生肖牌?
2021年的生肖牌是生肖牛。
2021年是牛年。丑牛,十二生肖之一,地支的第二位。牛毕生忠于主人,一生辛苦劳作、埋头苦干,只做贡献,不计回报,丑时老牛“反刍”zui细、zui慢、zui舒适。
属牛人不善于表达,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冷漠,缺乏幽默,属牛的*多都是内向,稍微固执,有时爱钻牛角尖,但也有着非同人的意志力和毅力,能够朝着目标坚持不懈。
文 / 苍 铭
内容摘要:清代出现了《琼黎一览图》《滇夷图说》《苗蛮图》《番社采风图》等一批关于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画册,它们不仅有艺术欣赏价值,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梳理这些图册中所绘的“牛耕图”,通过图像分析了南方民族地区耕作技术从“群牛踏耕”到“二牛抬杠”再到“一牛一犁”的发展变化,印证在技术史的研究中图像史料比之文字史料更有实证作用,而少数民族风俗画中的“牛耕图”也是历史上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
关键词:清代 南方少数民族风俗画 牛耕图 以图证史
清代绘有多部反映中国南方民族风俗的图册,民族学研究者称之为“清代少数民族图册”〔1〕,其中包括:绘制海南岛民族风俗的“琼黎图”,描绘云南少数民族风俗的“滇夷图”,描绘贵州少数民族风俗的“苗蛮图”,以及*少数民族的“番社图”等。这些反映西南边疆民族风俗的绘画,美术史界研究关注度并不高。究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少数民族风俗画的总量相对较少,国内藏本多作为文物珍藏于图书馆、博物馆,不轻易示人;其二,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风俗画流失在海外,晚清*时期好奇的西方人为了解中国边疆史地状况,大量购置中国边疆民族风俗画,导致此类绘画大多流逸海外,国内很少看到原作,研究者相对较少;第三,国内外历史学研究均有重视文字轻图像的学术传统,研究者较少关注民族图册。
事实上,清代少数民族风俗画多为了解边疆民族的服饰体貌特征、生产生活习俗而绘制,写实性强,比文字史料更为直观地再现了各边疆民族生产、生活的场景。其中“牛耕图”就颇为独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稻作农业是自古及今中国南方民族的主要生计方式。犁耕技术起源于中国北方旱地耕作区,犁耕技术传入前,南方民族采用何种耕作方式?文字文献的记述往往令人费解,例如:以象耕田如何耕、采用什么农具、边疆各族耕作时使用几头牛,又如文献中记载的“二牛抬杠”如何*作、边疆与内地使用的农具有何关联性等问题,文献中或无记录,或语焉不详,令人难以理解。因此,图像成为解开疑惑的重要材料。本文以“琼黎图”“滇夷图”“苗蛮图”等图册中的“牛耕图”为切入点,通过考释图像,揭示越人传统耕作方式以及内地犁耕技术在南方民族地区的传播历史,从一个侧面阐释历史上边疆与内地文化生活的交流情况。
一、“琼黎图”之“群牛踏耕图”
中国南方是世界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今南方诸多民族先民参与了野生稻的驯化,他们是中国稻作农耕zui早的开创者。〔2〕南方民族的耕作稻田方式,早期可见东汉袁康的《越绝书》:“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3〕同样的记录还见于唐代的文献中,樊绰的《蛮书》卷4说:“茫蛮部落……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4〕记述唐代云南傣族地区以大象耕田。因文献中关于象耕田的记录有文无图,具体如何驾驭大象耕田令人颇为费解,一度被认为是“中国重大文史公案”之一。〔5〕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披露的“琼黎图”〔6〕,以较直观的图像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琼黎一览图》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图绘制于清乾隆年间。该图绘有海南舆地及黎人风俗图像19幅,其中第8图为“群牛踏耕图”(图1)。
图1 [清] 佚名 琼黎一览图——群牛踏耕图 册页本
该图册收录于意大利人罗斯编《边蛮风俗杂抄》一书中,现藏广东中山图书馆。《琼黎一览图》原图册收藏地、材质、单图尺寸不详,《群牛踏耕图》为该图册之一祯,兼工带写,大青绿山水画法,人和牛写实,背景写意。罗斯清末来华,曾任意大利上海副领事、广东领事,民族学专家。
图中绘有一名男子挥动着带布条的竹竿,驱赶4头水牛在水田中踩踏,两名男子播撒稻种的画面。从图像看,这种耕作方式是直接将牛驱赶到田里,由牛将田中的泥土踩踏细化为泥浆之后播撒种子。该图有跋云:“熟黎耕种之法,力农之具,均与内地无异。生黎不知耕种,唯于雨足之时,纵牛于田,往来践踏,俟水土交融,随以手播种粒于上,不耕不耘,亦臻成熟焉。”〔7〕清代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多的“熟黎”地区,黎人的农具、耕作方式与内地基本一致。而受汉族影响较小的“生黎”地区,还保持着比较原始的耕作方式,即春天雨下足下透,土壤中水分饱和之后,驱牛下田来回踩踏,等到水土交融,撒种于田,稻谷长势也会良好。此法还可见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琼州海黎图》〔8〕。该图册约绘制于乾隆至道光年间〔9〕,有舆地图及黎人风俗图共15图,其中第9图为“群牛踏耕图”。该图左上角跋云:“琼中播种以淂雨为侯,雨足则纵牛群踏俟,其水土交融即布种粒,岁收亦称坚好。”
还有近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披露的藏品《琼郡舆地全图》,亦有“群牛踏耕图”,该图约绘制于清道光时期。舆图通常是绘制军事、行政设置的地图,但《琼郡舆地全图》却是一幅集军事、行政、民族风俗的混合型多功能舆地图,图中绘制了群牛踏耕、结绳记事、对歌、结婚、舂米、送聘礼、捕鱼、采集沉香、采黎藤、运花梨木、骑牛作战、婚俗、娱乐、贸易、运货等图像,是一幅较为特别的清代舆地图。《琼州舆地图》跋云:“黎人不识耕,以滋雨为侯,纵放群牛践踏于田间,水土交融,弗以种粒,岁亦丰稔之。”
海南黎族与云南傣族均为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古代越人是zui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动力和农具是水田耕作的两大基本要素,在工具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越人将畜力发挥到极致,“群牛踏耕图”如同照片一样,旁证了黎族、傣族先民以牛、象踩踏水田的方式耕作田地。
二、“滇夷图”中的“二牛抬杠图”
收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的《滇夷图说》〔10〕,系清雍正年间由云贵总督高其倬主持、聘请画师绘制的云南少数民族风俗图册,共4册,为册页散装,右为图左为图说,图为绢本设色,图说为纸本。该图册共绘夷人风俗图像47幅,画面精美。其中“白人图”绘制了白族男耕女织、孩童读书娱乐的生活场景。图中两名男子将一根木杠横架于两头牛肩上,通过两头牛所抬横杠牵引犁架的动力方式犁田,这就是“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
《滇省夷人图说》〔11〕又称为《伯麟图说》,是清嘉庆皇帝诏令云贵总督伯麟组织地方画师绘制的云南民族图册,共有108幅图像,其中一幅为白人二牛抬杠图,图册纸本设色,每幅图都是由人物和山水组合而成的人物山水画,绘画技法上属于兼工带写,国内外有多种摹本流传。〔12〕《滇省夷人图说》描绘的白人牛耕的方法与《滇夷图说》大致相同,亦为两头水牛肩扛一横木杠,由横木杠牵引犁架耕作的“二牛抬杠”式。
《滇夷图说》《滇省夷人图说》所绘制的二牛抬杠耕田与前述黎人群牛踏耕的耕作方式完全不同,是水田耕作技术上的一大进步。这种耕作方式是当地*发明的还是从内地学习而来,有必要考究。
从唐咸通年间(860—873)樊绰撰写的《蛮书》中可知,云南滇池、洱海等地区在唐代已经采用了犁耕法,具体方法是:“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13〕这种耕作方式从南诏画师绘制的《南诏图传》〔14〕获得印证。《南诏图传》中就出现了“二牛抬杠图”,图中犁架显示是一副长直辕犁(图2)。从画面看,“滇夷图”中的“二牛抬杠”耕作方式与唐代《蛮书》记载的二牛三夫耕作方式近似,美中不足的是,该图绘的是耕牛休息时的场景,不是耕作中的动态图像。
图2 [唐] 张顺、王奉宗等组织画师绘制《南诏图传》
原图为手卷本(横卷),长约580.2厘米,高约31.5厘米,小青绿山水技法,工笔设色,铁线描技法绘制,“二牛抬杠图”为该图卷局部图。采自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博物院出版1982年版,第132页。
那么唐代云南的“二牛抬杠”耕作方法从何而来?《汉书·食货志》记载:“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15〕汉代牛耕技术的推广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20世纪60年代之后,陕西、山东、四川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出现多幅“二牛抬杠图”,为文献所说提供了更直观的图像认识机会。将唐代南诏的“二牛抬杠图”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的二牛抬杠图对比可以发现,唐代大理地区的“二牛抬杠”与汉代北方地区及四川的“二牛抬杠”高度相似,都是两头牛肩上架一横木杠,牵引一副四角直辕犁。
据现代民族学调查,可知“二牛抬杠”耕作法有三种:其一,一人扶犁,一人坐横杠之上控制耕作深浅和方向,一人牵牛耕作,称为“二牛三夫”,即《汉书·食货志》所记耕作法;其二,训练有素的两头牛由一人驱牛,一人牵牛耕作,称为“二牛二夫”;其三,牛与人配合较为熟练时,可以二牛一人耕作,称为“二牛一夫”。“二牛抬杠”耕作可以增加拉力,拉动重型犁,达到深耕、多耕的效果。牛耕比之人力锄耕是技术上的巨大*,在中国农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追索二牛抬杠画像石、画像砖图创作时间、分布地区情况分析,大致推知唐代云南大理地区的“二牛抬杠”耕作技术应为西北地区传入〔16〕。清代“滇夷图”所绘白族人二牛抬杠耕作法应是唐代滇池、洱海地区广泛采用的二牛抬杠耕作法的传承和延续。其中不同之处在于,唐代《南诏图传》中“二牛抬杠”牵引的是长直辕犁,而清代《滇夷图说》《滇省夷人图说》中“二牛抬杠”牵引的是曲辕犁。这是一个有意味的差异之处,为什么清代“白人牛耕图”中绘的是曲辕犁而不是滇池、洱海地区传统的直辕犁,还需要追溯曲辕犁在南方地区推广的历史。
曲辕犁发明于唐代江南地区,与直辕犁相比较,曲辕犁犁架变小、变轻,便于转弯掉头,*纵灵活,节省畜力,更适合南方水田耕作,因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又称为“江东犁”。从元*始,中央王朝开通了从湖广到云南的驿道,内地*也主要从湖南经贵州进入云南,曲辕犁耕作技术于是从湖广地区传播到云南。曲辕犁的形制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虽有所变化,但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基本都是一人牵引一架曲辕犁驱使一头水牛进行耕作,从而减少人和牛的数量,节省劳动力。《滇夷图说》《滇省夷人图说》中描绘的犁,从形制看是三角曲辕犁,犁框架比较小,适宜浅耕。〔17〕
表1 直辕犁、曲辕犁比较示意图〔18〕
“滇夷图”中白族人虽然采用了小巧灵活的曲辕犁,但依然用二牛牵引,二人*作,并没有达到节省畜力和人力的目的。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原因或如下:
首先,“滇夷图”中白族人的“二牛抬杠”耕作方式,是直辕犁耕向曲辕犁耕的一种过渡形式。白族人居住地区唐代以来就采用长直辕犁,明清以后广泛引入曲辕犁,但牵引犁架还用了两头牛,或是因为两头牛的力量还是要强于一头牛。这反映了农业技术变化是渐变。
其次,居住在滇池、洱海地区的白族人,生活条件较之山区更好,耕牛养殖技术好,牛繁殖率高,耕牛相对充足。同时滇池及洱海地区土地平坦开阔,也适宜二牛抬杠耕作。
唐代《南诏图传》中的“二牛抬杠”图像是目前云南所见zui早的二牛抬杠图画,雍正年间创作的《滇夷图说》中“白(族)人牛耕图”则是目前所见清代云南zui早的一幅二牛抬杠图画,也是继《南诏图传》之后的第二幅。这两幅牛耕图画保存了云南耕作技术中由直辕犁向曲辕犁过渡的历史画面,反映了北方旱地牛耕技术与南方水田牛耕技术在云南的交融使用,体现了这两幅二牛抬杠图不仅有文物价值,而且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苗蛮图》与《番社采风图》中的“牛耕图”
从王桢的《农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看,元明时期一人一牛一犁的耕作方式已是江南、岭南地区普遍采用的耕作方式。而明清时期,虽然重视地方志的修撰,但大多数地方志中鲜有当地农业生产技术的记述。同样,明清时期修撰的贵州地方志也没有立目专门记载农耕技术,涉及农业活动的内容更多见于食货志、地理志、风俗志中,且叙述简略。例如,乾隆《贵州通志》中涉及农业内容只记有何种作物,不记耕作技术;描写各族农耕时多用“力耕”“勤耕”“赖耕”等简单字词,今人无法通过这样简略的文字描述知晓当地具体耕作方法。较为著名的清代描写贵州地方民族、民俗的《苗疆闻见录》《黔南志略》等志书,亦无牛耕技术、农具方面的记载。而这一缺憾,被清代画师们绘制的“苗蛮图”弥补了。
清代官方和民间绘有多种版本的“苗蛮图”,如《蛮苗图说》《百苗图》《黔省诸苗全图》《苗猺生活图》等,统称为“苗蛮图”。较早的“苗蛮图”彩绘本为清乾隆至嘉庆年间所绘。“苗蛮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描绘了清代贵州多个民族的服饰、生产、生活习俗,这些图像如同留影古代苗人生活的“照片”,十分珍贵。日本早稻田大学藏《蛮苗图说》“大头龙家牛耕图”,描绘一名男子采用无犁箭(犁柱)而更为小巧简单的三角曲辕犁耕地。大头龙家分布在贵州镇宁、普定一带,这一地区处于滇黔古道交通线,土地相对平旷,适宜牛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百苗图》中有“东苗出耕图”,描绘一户东苗人家出耕的画面:男子扛三角曲辕犁,妇女荷锄携伞,孩子骑牛背上,全家一起出耕。东苗分布于黔中地区的贵筑(贵阳)、广顺、修文、龙里清镇、清平等地,也是滇黔古道沿线。这大致是受益于明代内地军屯*迁入滇黔的政策,为当地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故此分布在滇黔古道沿线的大头龙家、东苗人较早学会了曲辕犁的耕作技术。值得注意的是“东苗出耕图”中耕牛是黄牛,这是北方旱地耕作中所用之牛,反映了贵州地区不仅引进了内地先进的曲辕犁技术,还引进了北方的黄牛。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黔省诸苗全图》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苗猺生活图》中的人力拉曲辕犁的耕作图像较为特别,描绘的是两种简化型曲辕犁。曲辕犁传入贵州之后,一些缺乏耕牛或耕地比较狭小的山区采用的是人拉犁的耕田办法。《黔省诸苗全图》图册中的“爷头苗犁耕图”绘制了古州镇(今贵州榕江)山区的爷头苗采用人力牵引曲辕犁的图像;《苗猺生活图》中的“黑脚生苗耕作图”所绘也是人力牵拉曲辕犁的耕作。两者不同的是:前者是一人用肩拉,一人扶犁;后者是采用二人扛杠,其中一人兼扶犁梢的耕作方式。如果没有画师们所绘的这些耕作图,我们很难知道内地先进的曲辕犁牛耕技术是什么时候传播到偏远的贵州山区,传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异。《黔省诸苗全图》《苗猺生活图》中的人力拉犁图像,正反映了清雍正年间贵州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曲辕犁的耕作技术传入苗岭偏僻山区的历史以及变化。
乾隆十二年(1747),巡台御史范咸的《题太守禄观稼图》一文描写*少数民族向内地汉族*学会了使用锄耕与犁耕,云“番儿学唐人,亦解把锄犁”。该文收入乾隆《重修*府志》〔19〕。同时代画师绘制的《番社采风图》则形象地呈现了其时*平铺人的牛耕场景。其中“耕种图”(图3),描绘一名平埔人妇女身穿汉装,肩背幼儿,右手持鞭驱牛,左手扶犁梢耕田的图像,可称之为“妇女牛耕图”。从图像中可以看出,平埔人使用了有犁壁,可以翻土的四角曲辕犁,是内地南方稻作地区流行的一种犁型。《番社采风图考》一文中云:“番妇耕作异常辛苦,或襁褓负子扶犁,男则仅供馌饷。”〔20〕妇女当家作主,负责耕田带孩子,男子负责做饭送餐,这与内地的男耕女织风俗不同。“妇女牛耕图”反映了经过清廷六十余年经营,至乾隆初期,*与内地经济文化联系已经密切。
图3 [清] 监察史六十七组织画师绘制 番社采风图 1744—1747
共有风俗图17幅,地图1幅,《妇女牛耕图》为该图册其中一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印制出版。
清代康熙年间,为推动农业的发展,康熙皇帝聘请著名画家焦秉贞,仿照宋代画家楼璹《耕织图》〔21〕绘制了新的耕织图,称为《御制耕织全图》,该图册是清政府向全国推广耕织技术的“科普”图册。其后,雍正、乾隆皇帝时期也曾组织绘制《御制耕织全图》,推广耕织技术。其中“牛耕图”所绘为四角曲辕犁,这是清代官方在南方推荐的曲辕犁耕样板图。
将“苗蛮图”与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中的“牛耕图”比较,可以看到贵州地区因地制宜有所变化,如东苗使用了简化版的曲辕犁——三角曲辕犁;大头龙家、爷头苗、黑脚生苗使用了zui为简化的无犁箭的三角曲辕犁。
将“番社图”与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中的“牛耕图”比较,*牛耕使用的曲辕犁与康熙时推行的标准版四角曲辕犁相同,说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之后,标准化的四角曲辕犁就逐步在*西部平埔人地区使用。
结语
清代南方民族风俗画既是历史的遗留,也是南方民族生产、生活的记录,更是了解边疆民族农耕技术发展的重要证据。英国图像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ke)在《图像证史》一书中说:“如果历史学家在技术史研究中只能依赖文本作为证据,将会十分贫乏……图像证据的一项特殊优势在于它们能迅速而清楚地从细节方面交代复杂的过程。例如印刷过程,这个过程如果用文字来表述不仅需要很长的篇幅,而且比较含糊。”〔22〕同理,文献记录汉代发明并推广“二牛三夫”“二牛二夫”的牛耕技术,如果没有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出土,人们也很难弄清当时这一耕作方式的细节;南方民族的“以象耕田”“二牛抬杠直辕犁耕”“二牛抬杠曲辕犁”“一人一牛曲辕犁耕”等耕作技术,如果没有古代画家描绘,我们也很难弄清其中细节。还有,唐代发明了曲辕犁,陆龟蒙的《耒耜经》记录唐代流行的曲辕犁有11个零部件,因为缺乏实物和图像,博物馆只能借助文字进行构拟复原;而元代王桢的《农书》里绘制的曲辕犁和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绘制的曲辕犁,成为后人了解唐代曲辕犁结构细节的主要参考。可见,对于技术史研究而言,古代画家所绘图像比之史家的文字记录更形象直观,也更有说服力。
除此,清代绘制的“琼黎图”“滇夷图”“苗蛮图”“番社图”等南方民族风俗图册,均为地方官员组织当地优秀画师绘制,代表了地方的绘画水平,绘画内容写实性较强,传达的地域化场景成为认识当地风情的重要介质。故南方少数民族风俗图册所绘“牛耕图”,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与区域国别项目“滇夷图所绘西南的边界与民族”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年VJX040)
注释:
〔1〕祁庆富、史晖《清代少数民族图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2〕杨筑慧《南方少数民族传统稻作农耕及其生态意涵初探》,《农业考古》2017年第6期。
〔3〕[东汉] 袁康《越绝书》卷8“越绝外传记地传第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4〕[唐] 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5〕夏日新、易学金《中国重大文史公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
〔6〕宋兆麟《清代黎族社会的真实画卷——〈琼州海黎图〉考释》,《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宋光宇《华南边疆民族图录》,台北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出版。
〔7〕符桂花主编《清代黎族风俗图》,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8〕同上,第45页。
〔9〕宋兆麟《清代黎族社会的真实画卷——〈琼州海黎图〉考释》,《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
〔10〕[清] 高其倬《滇夷图说》册1,第18页,见刘铮云主编《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2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2015年版。
〔11〕揣振宇主编《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2〕苍铭《维西夷人图考释》,《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
〔13〕同〔4〕,第171页。
〔14〕《南诏图传》,又名《南诏中兴画卷》,原为清宫廷收藏,现由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收藏目录为“南詔国観音応化図”。
〔15〕[东汉] 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9页。
〔16〕李朝真《从白族的“二牛三人”耕作法看汉代的耦犁法》,载《农史研究》编委会1985年主编《农史研究》第五辑。
〔17〕尹绍亭《云南物质文化史·农耕卷》(上),云南教育出版1996年版,第159—160页。
〔18〕示意图由于菁竹博士依据中国农业博物馆中“中国传统农具”陈列馆之实物绘制。按犁辕划分古代犁可分为直辕犁和曲辕犁;根据犁辕、犁底、犁箭、犁梢的不同组合,古代犁又大致分为:四角犁直辕犁、三角直辕犁、四角曲辕犁、三角曲辕犁、无犁箭曲辕犁等类型。
〔19〕[清] 乾隆《重修*府志》卷25,艺文6,第12页。
〔20〕[清] 六十七组织编绘《番社采风图考》,载 [清] 同康庐主人辑《中外舆地图说集成》卷100,清光绪21年(1894)印。
〔21〕该图册原作目前下落不明。
〔22〕[英] 彼得·伯克(Peter B*ke)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
苍铭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6期)
令*开眼界
——牛人的牛照
(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