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讲的可信吗」

王德峰讲的可信吗？

   王德峰讲的不可信。王德峰，1956年10月出生于江苏泰县，复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教师及“当代外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美学教研室主任。 [2]

   王德峰1982年7月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82年至1987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任哲学译著编辑。1987年9月起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文/涂公钦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先生，我是景仰的。然而作为当代汉语思想界的领袖之一，王德峰先生退休之后，开始了他的关于中国命理哲学的讲授，并且将其称之为东方古老的人生科学之一，进而，将此命理学（四柱理论）归为历史唯物主义。

我想，若将命理学归为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将命理学，进行了哲学及其范式的归类，这便需要进行一次认真地审视与批判，从而辨认出王德峰先生提出的这个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一般科学认知所相违背的命题，到底是真命题，还是一个颠倒的、未被还原的假象？

于是，我想用一种哲学界的普遍传统，即另作一题，来对此进行反思。

或者说，来对王德峰先生以哲学之名掀起的命运课题，进行哲学范式的批判（即审视和判断），来看看这个被认为切实存在的“命运”，除了“四柱理论”之外，或者别的什么非传统哲学范式内容的理论之外，在哲学的领地，到底还可以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这既是说，用传统的哲学范式，对“命运”（这里打上引号予以悬置，是就其真假命题而言）到底是什么，做一番研究。

首先，“命运”作为一种被放置在先验存在领域的命题，不论它是否是真命题，还是颠倒的幻象，它首先作用于个体的，绝不是直观的物理性的存在物：命运非实物。因此，也可以说，它是无法被人的感观*所直观感受到的客体存在物，而只是在人的理性反思中总结而成的一种认知体系，因此命运不在感性的范畴，而是理性范畴的抽象的事物。

正如宗教虽然不做物理科学的研究与实验，但其实是理性范畴的超越论，而巫术虽然近似科学研究和实验方式，但却是感性直观对客观实在的颠倒。

然而，在这里，我们应当可以首先做一个判断：“命运”及其命理学，虽然作为理性思辨的产物，但它绝不能被归为类宗教的超越论。

因为这种超越论的本质，是对超验存在的形而上学，而不需要被经验主义去验证真伪。而“命运”它肯定不是如上帝一般的超验的东西。

如果是超验的，那么它便脱离了“四柱理论”的推算原理所依傍的，关于准确与否的认证。而准确与否，其实是命理学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而且必然通过经验来真实或者证伪，才能确立为一门“科学”。而关于宗教的上帝也好，*也罢，抑或如来藏，它们皆无法被经验所证实或者证伪。因而对于经验世界或者现象世界来说，它们是绝对的他者，也即意味着绝对无法用语言沟通和描述，乃至被经验到其存在。当然，神秘主义者除外。但神秘主义者所主张的一切，又无法形成可被稳固传递的一般感观经验，从而在一般性的交流中，沦为奇谈。

康德曾写过一篇关于神秘主义者的文章：《一位视灵者的梦》，用以调侃一下不被理性与感性共同关照的领域。而康德仿佛也并没有否定神秘主义者的感受，没有用自己的主观去评判他者（无法沟通）的主观。

但“命运”及其命理学，虽然被优先放置在先验之地，却仍旧需要被经验所证实。因此既不是超验的，亦不是神秘主义的。

也就是说，所谓“命运”，如果它如王德峰先生所说的那样，乃是一门“科学”，只不过是因为，它是一类貌似可以在经验中，被直观还原的因果关系。

因为只有因果关系，才可能在逻辑上先验地存在着，而又能够被经验所还原出来，而作为科学，乃是这种还原是可以被反复证实的。

然而，就算“命运”是作为一种个体不可扬弃的、既是先验地存在着，又可以被经验所证实和还原的、生命过程的因果关系的“本体论”，即一种被先验地确定下来的生命过程的东西，这个存在它到底依据的又是怎样的前置规定呢？也就是说，作为能够被经验所还原，被知性（理智）所把握的“命运”，它必然在经验中，要作用于某个实体，因而显现为一种表象（观念）。

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命运”终归是头脑的产物，又作用于头脑。

这便是我想阐明的事实：命运，乃是针对头脑的占领与统治。

但这里务必要优先做一个思想实验式的论述：如果命运是每个个体的人都拥有的东西，而且以出生的年月日时，分别进行了先验地规定。

那么，我们接下去将推论两件事情。

di一个思想实验：

原始智人有没有出生的年月日时？因为纪年乃是文明的产物。公元纪年或者农历（月历/太阳历）纪年都不是原始智人们可以理解的东西。

由此产生的di一个问题是：可以说，没有纪年便没有时间这个概念，没有时间概念便没有生辰八字这样的东西，没有生辰八字这样的东西，如果命运依旧存在，是被什么规定的呢？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计时与纪年，便没有命运这件事，那么为什么没有命运的原始智人，却生出了拥有命运的现代人类？

对于前一个疑问，或许人们会认为：在没有纪年，乃至没有货币和社会管理者的荒蛮时代，自然就没有升官发财五行刑克之说。

那么作为“科学”的命理学，毋宁说不过是一种有限的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规定。

因为五行如果先于天地而存在，那么原始智人就应该也有命运，却无法用语言表征（这里限定为：已拥有语言却未曾拥有文字的时代），乃是无法表征的存在物。而无法用语言表征，它就是超验的，这样就与如前所说的“命运”和命理学相矛盾。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命运，乃是从超验的，向先验的转换，zui后被经验所证实。

这样说看起来非常玄妙，却是反理性的。

因为换一个说法，我们就即刻看出了这种看似一种哲学思辨的虚伪性：上帝从超验的位置，通过语言进入先验的感性，zui终可以被人的直观所把握。于是“上帝”这个超验的概念，从宗教走向了巫术。

我们可以说：“上帝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并且是宇宙的创造者”。我们却不能说：“在没有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上帝是不在的，是语言和文字表征出了上帝”。

如果是这样，约等于说上帝是一种人类语言的发明创造。

那么祂也就必定不是超验的。

同理，如果五行只有在语言及其文字产生后方才有效，那么它其实不过是一种针对头脑的观念驯化。而先于语言，它则应该是蒙昧不彰的东西，是知性的有限认知所规定出来的产物。

而对于思想实验产生的后一个问题，或许人们会说：有生于无。

作为老子李聃哲学的思想之一，这个无，并非没有，乃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由此而产生出有限可能。即从无限可能中产生了有限可能。产生它们的，则是“道”——作为运动（无常）的恒常。

回到思想实验产生的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命运的人生出了拥有命运的人，那么，不妨说，命运，乃是一种强大的外在规定——就其有限可能而言。

那么，所谓“命运”，不过正是这个强大的外在规定，有限地统治了每一个个体，让个体的*意志——作为头脑的运行与内容，受到外在事实的*。

第二个思想实验是：一个先天没有大脑的人，却拥有一个完美的关于出生的年月日时。那么，这个人有没有可供推研的命理？如果有，他的命运是属于他自己，还是属于观察和解释者？因为属于他自己，他天生没有脑子，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命运。如果属于观察和解释者，那么命运难道是一种来自他者视角的观感？如若这般，命运对于这个没有大脑却拥有完美八字的人来说，其意义在哪里呢？

不论这两个思想实验带来怎样离奇的思想广延性，这两个思想实验，皆有一种事物无可回避：意识与感受。

而意识与感受，终归是头脑的产物与反应。

那么，回到本文的命题，便有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命运，乃是作为头脑的规定，也是针对头脑的规定。因为命运，zui终是将这一规定，内化为每个个体头脑意识的、貌似自发的选择和臣服——即内化为一种貌似*意志的东西：因为它被每个个体的*意志zui终所承认或认领，由此*意志放弃了它的*，将命运的规定规范为意识内容的组成部分。

这正是尼采所仅仅抵达的层面：尼采将这种内化了命运的“*意志”，称之为自我选择的结构，命运，则是*选择的结果。

这便是针对头脑的占领与统治。

占领与统治，这两个词语与命运一样，非常古老。

但头脑则是一个现代的精神范畴的概念。

在中国人的古典思想中，是没有头脑这个概念的，因为头脑本质上是一个普通心理学（研究心理的物理性质与基础的科学）才会关注的东西。作为精神的zui初发源地（精神作为一种公共性的东西，乃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运动结构，而并非个体头脑和意识产生的单纯的主体性的东西，因此，精神分析学派的雅克·拉康才说：无意识即是他者的话语），头脑在中国古典思想中称之为：心。

这个心，也就当然指的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心脏，正如大脑不是意识和精神。

王阳明创立了“心学”，我们当不可能以为这是一套关于心脏的科学。

然而，这个“心学”其实也不是关于头脑的科学，即所谓意识的科学，但这个“心学”之心，却是根基于意识的，而且是产生了主体性的意识：即产生了语言结构的“我”，以及产生了对这个语言结构的“我”进行批判的、这么一个复杂的意识体结构。所谓心外无物，放在黑格尔那里，则会这样说：所谓心，或许应该把它称之为——肯定之我，与否定之我，共同作为一个世界的合题。

用传统的中国哲学理念来表述，则是：天人合一。天与人，无二无别。

如果非要用物理学来表征这个“天人合一”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它大约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体结构：宇宙（天）中产生了一个“我”的意识，我貌似看见的所有肉身外部的一切，乃至广延至宇宙本身，皆是“我”的头脑的产物。宇宙即是我的大脑，“我”看起来是活在宇宙中的一个客观的个体，然而，其实不过是我的大脑投射出了它自己的结构，形成了外部世界乃至宇宙的假象。

宇宙，其实是我的大脑。

作为“我”赖以安顿的肉身，不过是活在大脑中的一个假象。这个地球亦是假象。宇宙亦是假象。是大脑全息影像的镜像投影。

这将是一个物理世界的无限循环：宇宙的无限性，不过是因为大脑意识的投影在循环导致的。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便是这样的一种理念：它并非关于头脑与意识的学问，而是关于存在的超越论，因而与“命运”和命理学，乃至现实世界的生存之道，毫无关系。

把王阳明的心学，变成心灵鸡汤，或许是这个进入到自媒体时代（数码天桥时代）的消费社会的无理性消费与解构的一种病态表征。

抛开这种超越论的王阳明，让我们回到物质世界的商品消费社会的当下，来看看有关头脑与意识的运用学问，或者说，来考察一下在语言结构下（让·鲍德里亚称之为“象征交换”的消费社会语法），个体的命运是如何被语言所规定，进而形成统治的。

要论在消费社会，谁di一个明确喊出：占领大众的头脑！则非八十年代初的西方广告人莫属。正如柄谷行人所言：资本并非什么经济基础的东西，而是具有上层建筑同样的自律性。

资本主义正是因为资本形成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的东西，才能被称之为统治。

大约在2002年，汉语出版界引进了一套其实早在1981年即完成的、（按照当年的媒体的说法）且令西方商业世界为之震惊的著作《POSITIONING》和《MARKETING WARFARE》，翻译成中文，即是大名鼎鼎的《定位》与《营销战》，作者是美国的两位广告人艾尔·里斯和杰克·特劳特。

两位广告人采用了19世纪普鲁士战争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思想作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有关营销与广告的精准性法则。

按照推荐人的理解，这套商业的法则，具有思维的数学模型的特征。

听起来，这简直就是在纷乱的消费社会里，个人的成*福音书。在汉语世界，这套书甫一出版，即引发了广泛的顶礼膜拜和群起效仿与践行。在当年汉语世界野生成*的一片*里，仿佛科学世界送来了关于商业成功的灵丹妙药。

而这套书到底是不是关于商业营销学和广告策略（甚至有改写广告学与市场营销学传统的）真理性的著作？

时过境迁，或许已经有人开始了一些表面上的反思。

反思的结果姑且不论，但有一件事情，今天的我们，还是不得不重视：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整个商业消费社会的运转逻辑，仿佛依旧是关于《定位》与《营销战》思想的集体实践，而且已经到了单子化和白热化的程度。

不论是某个新晋网红，或者某种爆款短*内容，抑或直播带货的速效方式，还是老牌商业明星大腕如埃隆·马斯克，可以说，都无一例外地依旧处在这种“定位”思想的影响当中，依旧是“定位”理论的实践者。

就像“四柱理论”的命理学一样，它一旦出现，便成为了某种具有统治力的规定。以至于人们的头脑，集体将其自动内化为一种意识运行的法则。或许命运，也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原本并不存在，而一旦用语言规定成为一种集体法则，于是便形成为个人无法超越的巨大意识运动的扭力，将一切事物的发展，强行纳入它的运动模式与轨道。

我们举个例子，马斯克令人惊叹的所谓“di一性原理学说”，不过是采纳了《定位》理论中的“di一说法”和“极简化信息原则”，将哲学上相对一般人而言，比较复杂和晦涩难懂的“现象学还原”法则，即所谓“将表面现象还原为事实本身”的哲学反思与考察原则，进行“改说”，乔装打扮成“di一性原理”这种“di一说法”，于是竟然成了马斯克的所谓“独有理论”。进而，令一众对哲学完全陌生的人们为之惊叹，并迅速在自媒体上，成为一种被广泛引用的口头禅。

然而，如果我们明白所谓的“di一性原理”，不过就是将一切现象，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还原。实际上，就连卡尔·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亦是采用了这一源自胡塞尔的思想方法的，从而成功地，将资本及其剩余价值，在物理世界的“运动”的逻辑里，还原成它本来的物理性（物质世界的历史性）样式。

所谓的“定位”理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理论呢？它与“命运”的反思具有怎样的关系呢？

就结构而言，它们共同产生于语言的规定，是语言形成的言说和表象（观念），但却具有仅仅靠语言所无法超越的形式。以至于它们一旦形成，便都具有集体法则的规定作用，并形成统治性的感性力量的影响优势。

因此，反思“定位”理论，或许能够成为反思“命运”和命理学理论的一个平行辅助线。因为它们同为作用于意识与感受的形式假象，而且是一般情况下，不经过反思，很难超越与还原的，超越论的假象。

因而从某种一意义上说，“定位”理论，很像一种用于统治消费社会的商业模式的“命理学”。

而反思“定位”理论被“发明”出来之后，对我们人类社会的整体理性的发展，是增进作用还是*作用？如果它必将作为一种商业社会的思想，它是否持续具有广泛的普适性？或者说，作为一种商业的诡道论，它利用了人类的怎样的弱点？这种商业上的特殊性利用及其后果，有没有更为广泛的、更为普遍性的关于人类思想的反思价值？

如是等等的题目，或许亦将揭示关于“命运”与命理学的问题。

就此，或许我们也应该对里斯与特劳特的“定位”理论，进行一番“现象学的还原”，或者叫“di一性原理的还原”，从而发现它的内在本质。

“定位”，这个词语并非里斯与特劳特的发明，它其实在战争领域被广泛运用。

所谓“定位”，其实意味着对需要打击的物理坐标的精准描述，从而可以让打击部队做到精准打击。

这就是“定位”的zui原始的含义之一。

自从有了火炮的现代战争以来，当年的炮兵，今天的火箭兵，或许是采用这一术语zui多的人类群体。而今天，这个词语更是在卫星导航，乃至投送外卖、共享单车、共享位置等等信息化服务上广泛体现。

而对于当年的里斯与特劳特来说，“定位”在他们的语境里，并没有今天的科技所发展出来的那么多的运用场景，它其实就意味着对每一个个体的人，进行“头脑的战争”（这句话明确地写在《定位》与《营销战》的书页里），目的是为了“占领头脑的高地”，进而“统治头脑”。

对人类的头脑，进行“定位”，这句话初听起来很具有科学性和严肃性，仿佛一门全新的心理科学。

但，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大脑，除了有感性的原则，即对五官感受乃至触觉感受有直观的反应之外，人类还在语言的产生之后，对感性的原则，产生了把握的*。

这种*亦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本能：即知性的原则。

所谓知性，简单地说，就是当人直观地感受到一件事物的时候，就即刻产生了追问“它是什么？”“它为什么？”的本能。这是一种只有拥有了语言的人类，才具有的一种本能，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关于智慧的本能。

但正如黑格尔所言，知性是一种对事物进行有限认知的东西。因此知性可以说只是智慧的开始，却并非智慧本身。

因此也可以说，拥有知性的人，只是某种程度的、智力健康的蒙昧者。

人们常说“知性之美”，这其实是一种修辞，说的是一个人有了某种求知和求真的状态，从而脱离了野兽般的低级趣味，因而是一种美的状态。毫无疑问，这种“美”，乃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具有“别的关心”的目的论的，因而不能将其算作具有美学普遍性原则的判断力批判的类型言说。它zui多可算作民族与文化沉淀出来的“共通感”。

因为，或许某些特殊的民族，就并不以知性之态为美，而以返璞归真的野趣状态为美。

中华文明的精神中，就有一类以“能婴儿乎”为美的，所谓抱朴守拙的“无知的境界”，这肯定无法归为知性之美的范畴。

那么，“定位”与“知性”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如果换一个词，或许就能说明“定位头脑”的本来面目：所谓“定位”，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定义”，只不过，这是一种“主动定义”，从而迎合了人类的头脑的语言*的知性反应。

“定位”，归根结底就是利用人的知性的有限性和对于智慧（反思能力）来说的蒙昧状态，而进行的强行控制：这便是有关占领与统治的、意识形态论意义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拿到一件东西，或者商品，人的di一反应就是：它是什么？有什么用？有没有好处或者坏处？这就是人的头脑的知性原则在自动起作用的时刻。

可以说：人类，自从有了语言之后，知性的不受限定的反应，就是“*”感受的起点。因为若没有语言，人类便没有“*”这件事情，而只有自主移动。这是一切动物皆有的本能。没有语言的动物，在自主移动的过程中产生环境，只有拥有了语言的人类，才拥有了世界：可被计划的自主移动——*的zui原始含义。

由此而言，因为没有语言的定义，便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可被计划的自主移动和自主选择，一切都是被遮蔽的，偶然显现的东西。

因此*也好，*意志也罢，根本上来说正是语言性的东西。正是语言，解放了人类的意志，从而也将被遮蔽的*，还给了人类。

而语言通过知性这个意识通道，便表现出对外在一切事物进行“主观定义”的本能。

而知性对事物的定义，如果是自发性的，则是个体的主观与集体的主观的*产物：因为归根结底，对任何事物进行定义，终归是要设置一个优先的规定。这正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论述的，之所以知性是有限认知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的古文字学，找到文字依靠语言对场景的描述进行规定的例证。这便是知性的作用结果，亦是知性zui终有限的原因：毕竟还有语言与文字无法表述的超验的存在，以及语言无法抵达的感受性。

因此，所谓定位，和“占领头脑”，正是通过人类的知性，这一作为语言的定义本能而完成的。它既破除了某种一切都被遮蔽的状态，同时也即刻产生主观遮蔽的事实——这便是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对群体头脑与意识的规定作用。

定位理论中的所谓“定位”，于是只不过是利用了人类的知性本能——作为针对语言的本能的刻意*控：这种*控正在于，在人们尚未对某事物进行自主定义之前，便通过“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从而限定了人的知性的自主反应。

这种限定，正是一种主观遮蔽。

可以说，谁掌握了主观遮蔽的先机，谁就拥有了占领与统治人的头脑的感性权力。

命运，难道不也正是这样产生的吗？

即，将“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之外的可能性*掉，从而消除某一事物经过“优先定义”之后的外部——其他的定义可能。

当人类的知性，看不到事物的外部时候，或者说其他的定义可能性时，它便把这种被“主动定义”所喂养的，对事物的定义，当成了“知识”在头脑中固定下来，形成“超价的观念”。

就像我们自始至终只喂宠物吃一种食物，它们便终其一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食物一样。这正是头脑的笨拙之处：头脑其实是被训练成具有思想与智慧的，同理，也可以训练成只接受外部投放的“知识”的简单容器。

生命的本能，只有求生的先天原则，而没有求生的先天智慧。

智慧乃是后天解开遮蔽的结果。

这时候，我们就即刻发现了所谓“定位”理论，被商业社会和大数据时代更为广泛、也更为高效地运用之后的巨大危害：它正在通过“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并投喂给大众，这一*作原则，将大部分人的头脑，训练成一种智慧退化，乃至知性也在退化的蒙昧状态：在新的维度上，人们又进入到一切被遮蔽的原始状态。

这一新的维度上的原始状态，我们可以通过自媒体时代的内容生产，绝大部分是纯然的感性形式这一现象，获得反思的起点。

人们生于感性的形式，也必将死于感性的形式：娱乐至死。

如果知性本身都是有限的和蒙昧的，并不能直接通达思想、智慧和理性，那么知性被“定位”这一商业社会的营销技术，通过“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所进行的长期驯化，其实已经是一种对头脑的统治了。其所导致的、人类头脑的知性的集体退化，恐怕将会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关于剥夺人类个体进行自主思想的巨大灾难。

然而，这个商业社会诞生出来的理论“怪胎”，却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反思和批判。

我们可以看到，按照今天流行的话说，这个针对人的头脑进行的营销学“di一性原理”，其实早已在某些APP服务争夺战中，在用巨额的补贴，进行*的奖励，从而培养用户依赖性的头脑驯化过程里，以及今天的大数据信息搜集与推送的单一化海量*中，这种灾难性的东西，可以说被贯彻地淋漓尽致。

现在，当我们将商业上的“定位”理论，还原为利用知性的有限性，进行“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的时候，我们将即刻发现，更为深层的反思也随即展开：“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这件事情，是里斯和特劳特的发明吗？

肯定不是。他们只是对另一种东西乔装打扮了一下而已。

这种东西正是“命运”和命理学。

正如马斯克的“di一性原理”其实根本就不是马斯克的发明创造，而是对哲学反思层面的“现象学还原”技术的改头换面，或者说进行主动的重新定义，其实作为“定位”理论的本质的，利用知性的有限性，对商品、服务及其提供者进行“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的手法，正是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的*哲学，而并非什么新的东西。

而所谓“命运”及其命理学，亦不过是*哲学的一种。

我们在前面已经揭示了“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所具有的遮蔽性。

我们在此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在大数据和自媒体时代中，当我们享受“定位”带来的信息时代的生活便捷的时候，或者在大数据推送带来的单一信息满贯输入的时候，在我们的大脑沉浸在“感性的形式”构成的海量信息，不间断地简单*导致的多巴胺持续分泌的*时刻，或许这样精准的所谓针对头脑与意识的“定位”，归根结底是一种“统治”技术。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考察“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的遮蔽性，对当代人类社会整体所带来的影响力或者说“头脑统治”的权力表现形式。

我们已经将“定位”，重新指认为，是一种建立在头脑知性运行原则上的，利用了知性的有限性，而在语言意义上的“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而且这种“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乃是一种关于头脑的“统治”。

那么，从一般词语的定义意义上而言，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统治”这个词语的确切含义呢？因为，只有理解了“统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头脑的统治”。

而所谓“统治”，一般人会即刻想到，它与*机器有关。然而，那不过是“统治”的极端形态。真正的统治，自有人类和语言以来，就是一种“建立在主动定义、优先定义甚至强制定义下的遮蔽”。

正是通过遮蔽，让人看不到外部，甚至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可能的外部的存在，人类社会可以说，才建立起了关于“统治”的完整体系。

这个体系包含了在既定的知性框架内，获得广义上的奖励和惩罚。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广义的奖励与惩罚，并不是直接通过*手段来完成的。诉诸*的统治，乃是一种野蛮的原始状态。毋宁说，这种广义的奖励与惩罚，从表象上看，乃是一种仿若个体的人的“*行动”的结果与后果。

因此，从结构上而言，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论，乃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集体语言和意识的运动模式：本我，即反抗的无意识；自我，即自洽的知性；而超我，即运行广义的奖赏与惩罚的自我命运的规定机制。

因而“命运”与命理学，便是基于一种基于“统治”需要的遮蔽：它遮蔽了一个由“自洽的自我”逐渐*而形成的一个“自洽的社会”后，或许还存在彻底的外部的可能性：这既是社会进化的可能，亦是社会退化的可能。从而让个体的人，进入到“自我统治”，这种知性退行的深渊。

可以说，这种广义的奖励和惩罚，自人类有文明以来，就在塑造人类文明的集体性和社会性样式，同时也让个体的，获得了语言的人，再次失去“*”，因为“*”就存在于语言之中，只不过自洽的知性误认为它在语言之外。于是，人是通过语言获得“*”的，也是通过语言，进一步说，通过针对“自洽的自我”的外部进行的“主动定义”和“优先定义”，而逐渐地、彻底地让“自洽的自我”失去“*”这件意识作用在语言上的抽象东西。

*，作为一个词语，其实其本身便是晦涩和昏暗不明的。

它并非一种直观的感性，亦非理性可以完整抵达的真理彼岸，它仅仅是一种被有限的知性，在以“自洽的自我”为优先前提的一种规定：“自主定义”。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观念，亦不过是“定位”理论意义上的某种形而上的营销学，而并不是真理的彼岸才配拥有的伟大命题——虽然*被*性地乔装打扮成了来自真理的彼岸的样子。

在现实社会的语法场景中，“*”这个词语，或许与“现实”这个词语一样，其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谓词。

在哲学家洛克那里，被描述为“人生而*”这样一种仿佛绝对性的“di一性原理”，但其实它针对的，不过是“君权神授”这一规定前提而言。而在康德那里，则是一种主观性的自我要求，因此康德说“*即自律”（Freiheit als Autonomie）。而尼采，则将*当做一种“视角”，将所有外在不可改变、不可超越地强加在个体身上的“命运”，权当做“是自己的选择结果”，于是人“超越”了常人成为“超人”。

在中国哲学里面，真正涉及到“*”命题的，或许庄子算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以他者的引入，批判认知局限的，康德式的哲学家。或者反过来说，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才已然带有某种庄子哲学的批判性身影）。

而庄子的“*”，乃是在看到现实世界的绝对外部的可能性之后，才拥有的对现世社会秩序的彻底的批判性。

庄周梦蝶，并非某种不可知论，而是将梦，作为与现实互为外部的视差结构。

《*》讲：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今天的人们，动辄将这一描述，指认为所谓的浪漫主义，所谓的魔幻主义美学。

然而，这正是庄子在引入现实世界的彻底的外部，从而建立起批判的结构。这与康德的物自体之不可知设置，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与这种引入外部来批判被遮蔽的现实的“内部”的盲目性，在庄子的思想里，比比皆是：河伯与海、夏虫与冰。皆为突破遮蔽抵达外部，从而显示出批判性的例子。

但庄子的*，却仍旧是郁于一种有限的知性，毋宁说，其实也是另一种的“不*”：因为庄子始终活在语境当中，或者说，只有语境才能显现出庄子的批判性结构这一条件*，乃是“不*”的。

如果用所谓的“定位”理论和今天的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现实，来注解一下以上对于“*”的批判，我们就可以发现：在里斯与特劳特们的时代，虽然资本主义已然进入到全面的消费主义的时代，但人们或许还必须承认，人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的意志”的，从而具有能够去“*选择”的前提规定。只不过，“定位”理论，是希望影响人的这个“*选择”（从而，“定位”理论的zui初，也不过是一种精密的说服法），并为此而努力。

但进入到大数据时代，那些掌握着大数据的根本命脉的人们，则希望人的“*选择”zui终将彻底进入一种“单向度的视角”，不断给你看见的一切，是针对你的大脑反应机制所计算好了的内容。这时候，所谓的“*选择”，不过是自主自为的某种“*意志”的假象——大数据所制造的幻象。

进一步而言，元宇宙这个消费社会的象征交换*，则彻底是一种基于幻象的统治。

让·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这部书里，详细揭示了资本制造幻象的原理性，而大数据，则正在充分践行这种原理，用高科技的名义，zui终统治了头脑。

而元宇宙将进一步消解“*选择”的原始自主性。

如果说，在人类理性世界的范畴里，哲学就是不断破除幻象的语言反思体系，那么，今天的大数据，开始通过控制语言的表达，从而具有彻底根除哲学的可能性：即根除能够形成反思的言语*。

这便成为了一整套全新的“命运”和命理学机制。

而中国的“命运”及其推算理论，不过是一套珠算时代的产物。

它当然非常重要，对于遮蔽外部，保持一个“自洽的自我组成的自洽的社会”这件事情来说。

而对于如何形成“自洽的自我”这件事情，可以说文化的作用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看到，有清近三百年，并没有去发展自秦以来的农耕帝国的文化，也没有发展出有清一代所独有的哲学思想体系，而是通过发展朴学（即考据学），将所有人的思想发展，折返回浩瀚的历史文化的考据深渊。从而让每个自以为具有“*意志”的个体，无法自主思考，也无法产生超越的思想，人们在朴学的强大命运规定下，不断发明细碎的文化考据说法，以及言必引经据典的冥顽做派。

从而，所谓的创造力，自王阳明之心学之后，便内卷成一种毫无反思能力、毫无批判精神、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标准和答案。

这，便也是一种关于“命运”的宏大叙事。

我们就此能窥见什么呢？

   人生的意义在此